澳大利亚税务当局日前宣布，全球将该国啤酒税再提高4%，税收创下30年来最大涨幅，政策使得每升啤酒的调整税负达到2.5澳元，仅次于挪威、啤酒日本与芬兰，欢喜在工业国家中位列第四。家愁这实际上缘于澳大利亚的全球消费税调整政策，即每隔半年根据通胀水平进行调整，税收飙升的政策税率也反映了快速上升的通胀率。当走进酒吧或者在超市选购啤酒时，调整面对高昂的啤酒酒价，消费者的欢喜心理可想而知。并且，家愁价格上涨导致销售量下降，全球也绝非啤酒厂商所期待的市场结局。

而面对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英国政府则采取了不同的酒类税收政策。预计将在2023年2月开始实施的英国酒类新消费税，对于啤酒市场应该是一个利好消息。由于税基将从对酒类整体产品数量征税，改为针对其中的酒精含量征税，税率将呈现基于酒精度数递增的状态。因此，低度起泡酒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啤酒类产品的税率将保持不变。但相对于包括高度葡萄酒在内的酒类产品来说，啤酒产品可能会成为更受消费者青睐的替代品。

可以说，由于全球经济前景不甚明朗，需求弹性较大的酒类产品可能会成为税收政策的主要目标，而其中的啤酒税也会随之上下起伏，几家欢喜几家愁。

啤酒有与其他酒类产品类似的税收特征，但因为啤酒的酒精度数偏低，本身又可以作为风味酒精饮料的基酒，消费市场庞大，也就成为各国政府重点关注的税收对象。

啤酒消费税的征收目的，可以归纳为促进低酒精度饮料消费与增加税收等，也隐含着拉弗曲线的悖论，但啤酒税的实际征收效果并不仅仅限于这些。

对于早期啤酒种类单一、利润空间有限的市场来说，啤酒税的调整有明显的产业政策效果。20世纪初的日本政府对当时的啤酒加征每石（180升）7日元的税收，这个举措直接促成了当时日本国内啤酒行业的大整合，奠定了现在日本啤酒四大巨头的市场格局。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包括我国和日本在内的政府都曾经借关税自主之机调整了啤酒的进口税，这对于早期的本土啤酒企业来说，无疑都是绝佳的发展机会。

近年来，全球啤酒市场由之前的外延购并潮转为调整内部产品结构与地区布局，税收政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在去年得到众多OECD（经合组织）国家支持的全球税收双支柱声明，又从最低所得税税率方面对跨国公司运营提出新的挑战，这也可能给啤酒业带来重新洗牌的机遇。

随着啤酒技术的日益成熟，针对原料与酒精度数的税收政策往往成为啤酒技术革新的动力，原因在于啤酒原料与酿造技术的可塑性。实际上，在啤酒花成为主要原料之前的添加剂格鲁特（Gruit）就是中世纪意义上的啤酒税，而闻名遐迩的德国啤酒纯净法也与啤酒税收有关。在今天的日本，除了按照啤酒的酒精度征税以外，还会依据麦芽的含量征税。日本厂商为了避税，就开发了低麦芽含量的第二类发泡酒以及不含麦芽的“第三类啤酒”。由于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家庭消费场景的增加以及饮酒者对于健康的关注，发泡酒与第三类啤酒的销量显著增加。日本政府就在2020年10月调高了第三类啤酒的税额，也将调整发泡酒的税率，反而降低了第一类啤酒的税额，以此来平衡各类啤酒的消费数量，增加税收。澳大利亚与英国也都同样采取了根据酒精度来收税的递增税率，这在降低消费度数选择的同时，也会促使酿造商在酒精度与收入之间寻找平衡点。

对于今天的啤酒业来说，精酿啤酒与工业啤酒之争不仅仅体现为生产规模之争，也反映出消费者对于产品以及生产过程的影响力。各国政府也纷纷对这一趋势做出回应，例如美加政府都对小规模酿造商提供税收优惠，以鼓励创业与市场竞争。早在2010年，加拿大渥太华市政府就推出了啤酒业双重税率，现在实际执行的税率水平为：大啤酒厂商的税率为每升72.45~89.74分，小微酿造商的税率不足一半，为每升35.96~39.75分。美国在2017年推出《精酿饮料税收改革法案》，减免小而独立的精酿厂商的消费税率。到2020年，这一优惠税率固定下来，成为永久性政策。

从啤酒税的征收效果来看，税负的转移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根据之前对于欧盟啤酒市场的研究，增值税的转嫁率约为70%，而啤酒消费税则几乎完全体现为啤酒价格。对于按照酒精含量征税的政策，其收入效果并不确定，这一结论来自对澳大利亚啤酒税的研究。1988年，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按酒精含量征收的单一名义税率，到2000年改为按照酒精含量与容器类型征税。对这一政策变化的跟踪研究表明：单一名义税率的提高可以较为明显地增加财政税收，但分类税率的提高会减少消费，进而减少相应的财政收入。

另外，用提高啤酒税率来减少酗酒现象的政策设计也没有得到研究的支持，因为酗酒者往往对价格变化并不敏感。对于精酿啤酒与工业啤酒实施差别税率还是得到了较好的政策效果。实际上，针对小微厂商的税收优惠反而因为增加了啤酒的消费群体，为工业啤酒厂商带来了更显著的收益。可以说，小微厂商得到了税收优惠，工业啤酒厂商享受了政策外溢效果。美加的厂商差别税率都得到了同样的政策效果。

新冠疫情之下，南非等国家的禁酒令已经对本土啤酒产业带来致命性打击，但更多国家的政府还是对啤酒业采取更为正面的促进措施，税收政策就是一个主要的选择。德国允许啤酒相关产业延迟纳税。韩国政府则将啤酒税的调整依据缩小为通胀率的50%，为啤酒厂商提供了实际的税收支持。

正如之前百威英博管理层所言，疫情后的全球啤酒产业将以转型、健康与数字化为关键词。如何在迎接消费反弹的同时，注重消费者的健康需求，着眼数字化与线上化的机遇，推动产业生态的整合提升，是啤酒行业的发展诉求。而这些诉求，是否可以体现为全球层面的啤酒税政策呢？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